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圣诞节。我在 101 公路上开着车，雨水难得大到妨碍驾驶的视线。
但对我来说，这一切又是那么理所当然——这不过是英国的日常罢了：在风雨雪雾混杂交织的夜晚，胆战心惊地驶过杳无人烟的山路。除却极端的自然灾害，还能再恶劣否？
二〇二四年八月底，我拿到全职工作的 offer，为”彻底”离开英国挂上了倒计时。学生身份结束后，我从牛津搬到了更乡下的比斯特，住进一个几乎只属于成家之人的社区。门外是偌大的公园，早、中、晚都鲜有人影。
如今回看，那似乎是我性格开始向外偏移之前，最后一次沉浸的隔断。
按理说，疫情期间我已体验过极致的独处，没想到在疫情结束一年多之后，我仍然选择继续收缩自己。比斯特的生活并无太多变化：偶尔去牛津，偶尔去伦敦，更多时候是在公园里走走，在小区里买菜，在家中办公。日子稀松平常，而离别的信号，却在满是不确定性的美签办理中缓慢推进。
那段时间，母亲来探望我一个月。我却生了一场不小的病，后来知道是乙流。有人说，我绷得太久了，所以在母亲到访的时刻，身体便不自觉地垮了。这种说法带着些许温度，我信，也不愿深究。
送母亲回国后，近八个月漫长的等待，终是迎来了一个急促的决策节点。我需要在两周之内处理完英国的一切：退租、卖车、告别、清算生活的痕迹；随后回国与家人短暂相聚，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写一份研讨会的申请，然后再匆匆前往美国入职。
离开时，我是欢喜的——为新生活，为自己争得一口经济独立的气；也是悲伤的，是木讷的。这些情绪并不冲突。
狄更斯笔下的《双城记》，伦敦与巴黎，承载着历史的重量。而于我而言，伦敦是我青春时期的转折点；湾区则是离开校园后新的起点——亦是新的围城。在圣诞节的雨天，它们在我眼前走了重影，恍惚间仿佛同时置身于两座城市之中。片刻之后，时空归复平凡。
伦敦，是梦开始的地方。
二〇一三年夏天，十六岁的少年，藉着游学的名义，第一次坐进新世界的老旧地铁，从伦敦东南一路向西北，日复一日，持续近一个月。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处的东南角其实并不安全，只是期待每天摊开地图，按图索骥：路过塔桥，行过贝克街、牛津街、邦德街；在白金汉宫旁看黑色的、白色的天鹅；仰望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，听着”精灵不让拍照”的传说；在伦敦眼上远眺城市；看着尚未翻修的大本钟，笃定地以为——它本来就是黑色的。